普洱市“十大历史人物”

1、程含章

　　程含章（1762～1832），男，又名罗含章，字象坤，号月川，景东县锦屏镇左所营人。程含章是清代步入仕途，且官声深受世人赞誉的普洱籍人士，一生著述颇丰。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病故。

　　程家原是景东大户，到程含章出生时，家道走向中落。程含章自幼聪颖好学，奋发进取，跟随其兄就读于清凉山寺、景东城庙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乡试中举。嘉庆六年（1801）被取为“大挑”一等，派往广东封川署理知县。一年后，封川在他的治理下，百业兴旺、地方安宁，程含章也声望骤高。由此招至同僚忌恨，受人所参，于嘉庆七年（1802）被免去知县之职。封川士绅百姓得知程含章被免职后，自发组织起来，当地数十名有名望士绅赴省找巡抚上书，请求复任程含章为知县。巡抚颇为感动，但皆因法例陈规难逾，特改回籍为寓居羊城待补。寓居羊城的程含章，时逢南海海盗猖獗，横行抢夺，给广东、广西两省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和财产。嘉庆九年（1804）冬，程含章主动请缨加入清军水师缉捕海盗。嘉庆十一年（1806）冬，因功升为水师副统带，统管100只战船，载3000余精兵出海，剿灭海盗，功绩斐然。之后，历任广东东莞县知县，雷州府同知，连州、化州、南雄知州、惠州、广州知府，山东按察史，河南布政使，广东、江西、浙江、山东巡抚，福建布政使，一度出任工部左侍郎、仓场侍郎。程含章为官的32年里，勤勤恳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惩恶诛暴，处理积案，昭雪冤狱，调解民事纠纷，封川人称他“罗青天”；南雄州人为他立生祠，建牌位；在惠州则被尊之为“万家生佛”。政绩品德声望传到京师，受到嘉庆、道光皇帝近20次专门召见，并给予嘉奖。

　　程含章半生为官，身在异地，省吃俭用，却心系乡梓，先后寄钱回景东兴办教育，修桥补路，建渡船口岸，纂修《景东直隶厅志》等公益事业。仅嘉庆二十四年（1819），就为家乡教育捐银3790两；道光五年（1825）再捐银修云南贡院。景东民间尊称他为“程三大人”或“三江总督”。

　　出仕前程含章已是景东知名诗人，出仕后百忙中不辍笔耕，著述颇丰。刊印有《读鉴辩证》《岭南集》《中州集》《江右集》《山左集》《冬官集》《潞储集》《之江集》《十闽集》各一卷，还有史论及政论文《月川未是稿》一卷和手稿辑《明论述要》八卷。程含章作为普洱籍人士，为官为文皆有建树，之后百余年依然受人景仰，如民国时斯钱用中对程含章诗文进行研究整理，编辑印刷了《程月川先生遗集》。今人云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院长、文学硕士李辉，于1995年编写出版《程含章诗注》。

 2、刘  崐

　　刘崐（1808～1888），男，字玉昆，号韫斋，清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十七日生于今景东县曼等乡洼子村，光绪十四年（1888）卒于湖南长沙。是清末年间著名的历史人物，湖湘文化的创始人之一。

　　刘崐自幼好学，喜爱书法，熟读六艺之文，饱览历代优秀诗章，遍摹名家书帖。于道光八年被选为优贡生，十二年乡试中第二名举人（亚元），二十一年中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走上宦海。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鸿胪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顺天府尹、太仆寺卿、江南正考官、文渊阁执事、湖南学政、湖南巡抚等职。任湖南巡抚期间，督修《湖南通志》以及重修天心阁和城墙、大修岳麓书院。

　　道光二十四年到光绪八年，刘崐历经宦海沉浮，先后担任散馆编修、乡试同考官、翰林院编修、同经局洗马、翰林学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郞、户部右侍郞、工部右侍郞、会试读卷官、国史馆副总裁、经筵讲官。咸丰十一年，因肃顺等党羽案被牵连革职，后又启用为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江南正考官，后迁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郞，署顺天府尹，加任文渊阁直阁事，五十七岁时授湖南巡抚。刘崐为官政绩卓然，任湖南巡抚期间，催办粮饷，镇压会党起事，弹劾地方官吏、监督籍内官员等政务做得可圈可点。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耽误九年的科举考试重新开考，实权派人物曾国藩亲点刘崐作江南大主考。

 　　刘崐入仕之路可谓起起落落，有显赫，亦有蹉跎，但文化人内心的品骨从未淡然消融。无论为官，抑或为士，始终秉持“凡人之有求于我者，皆使我有求于人者也。因人之求而求人之求，而我失其为我也，可不戒哉！”操守如此。作为景东籍一代贤仕，刘崐却无诗文传世，这也成为后世之迷。虽无诗文传世，但刘崐的书法厚重浑融，有东坡、鲁公遗意，在湖南时，书法颇负胜名，求书者甚多；他的书法被故乡人视为珍宝，甚至将他的字画当作驱鬼除邪之符。有多部清代书籍提及刘崐其人书法，颇多赞誉之词。（见《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后人多方搜集刘崐遗作，并刻成《钱南园遗集》。传世之作有《刘侍郎奏议》（六卷）和《刘中丞奏稿》（八卷），由弟子湖南名士龙湛霖题写书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刻于上海

　　一生仕途显赫的刘崐，晚年却贫困潦倒，心中每每思念故土，不得已变卖官珠欲回故乡未果。刘崐故后，后人将其所住之地命名为学士巷、学士街以表纪念。清代普洱被内地视为蛮荒不化之地。正是有了刘崐这样的儒学大家，边疆蛮荒之地才有了儒雅的气息。普洱人视刘崐为骄傲，其中最重要一点，源自对传统文化的景仰之情。

3、庾恩旸

　　庾恩旸（1883～1918），男，云南墨江碧溪街人，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作为中国同盟会会员的庾恩旸与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经过反复磋商于九月初九，举行了云南重九起义。时任民国陆军中将，滇军将领，1918年2月18日在贵州遇刺身亡。

　　庾恩旸天资英敏，幼入私塾，后入义学，成绩名列前茅。1904年庾恩旸被公派赴日本学习军事，其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9年庾恩旸奉召回国，回到昆明后，被委聘为云南陆军炮队第十九标（团）教练官，并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及陆军随营学堂，两学堂成立后兼任两学堂教官。同年4月，正式调任陆军炮队第十九标第一营管带（仍兼讲武堂教官）。朱德、叶剑英曾就读云南讲武堂。重九起义的成功，庾恩旸及他的炮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起义成功后，庾恩旸任参谋部长。民国元年正月庾恩旸任援黔北伐军总参谋长兼支队长。贵州平定后，庾恩旸任贵州都督府参谋长兼军务处长，筹办贵州讲武学堂兼校长，代理贵州都督。民国元年八月以贵州军事代表身份入京，任总统府军事咨议官，授陆军少将衔，在北京供职。1913年庾恩旸被唐继尧召回昆明，委任都督府高等顾问。12月，因参与平定大理之乱有功，加陆军中将衔。1914年5月，任庾恩旸为警备总司令部总参议， 7月，改任开武将军行署参谋长。1915年1月，唐继尧呈准大总统任庾恩旸为普防巡阅使，代开武将军唐继尧巡阅普防各辖区。

　　民国四年，袁世凯逆潮流而动复辟称帝，举国上下哗然。云南首义护法起义，再造共和，成立护国军政府，庾恩旸任军政厅长兼宪兵司令官。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云南组成靖国军，庾恩旸为第三军军长兼联军总司令部参赞。1918年2月18日夜，庾恩旸在联军总司令部贵州毕节行营被刺身亡，年仅35岁。为表其一生的丰功伟绩，次年民国政府追赠庾恩旸为陆军上将。孙中山先生为其墓表题了“应为雄鬼”四字。

　　任普防巡阅使期间，回到故乡墨江与乡贤商议，改“他郎县”为“墨江县”；针对防务、内务、教育、实业、弭盗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多被政府采纳实施，对于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振兴普洱经济、发展普洱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庾恩旸喜读兵书，爱好诗文，常于戎马倥偬之中，吟诗著文，著书立说。较著名者有《云南北伐军援黔记事》、《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中华护国三杰传》、《护国军神蔡公传》等，并有《庾枫渔诗集》传世。

４、杨正元

　　杨正元（1902—1931），男，字春魁，宁洱县德化镇那迁村人。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思普区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1920年，杨正元考入云南省立普洱第四师范学校，因不满学校的封建礼教，反抗其守旧势力而遭到校方的“勒令退学”。1925年春，杨正元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并加入了“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5年秋，杨正元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杨正元等10多位同志被中共广东区委派回云南开展革命工作。云南省特委指派杨正元同杨大经一道筹建国民党昆明市党部，被选为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正元除做昆明市党部的工作外，还兼做工会工作，帮助建立了昆明市理发业工会和缝纫业工会。他参与和发动组织了由地下党领导、国民党公开号召的“三·八”“三·一二”“三·一八”“五·一”等革命纪念日活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掀起了云南革命的高潮。1927年9月，杨正元被中共云南特委任命为普洱区委书记，派回家乡思普区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杨正元在云南特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负责思普区党的工作。1928年初，经省临委批准，成立中共宁洱特别支部，杨正元任特支书记；1929年成立中共宁洱县委，杨正元任县委书记。1931年1月，杨正元得知省临委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后，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反动政权。杨正元组织农民暴动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宁洱县政府得到密报后派队伍包围了德化那迁杨正元住宅，杨正元被击中臂部，不幸被捕。杨正元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软硬兼施都枉费心机。4月30日，杨正元终因伤势严重得不到治疗，加上敌人的残酷刑讯逼供，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杨正元是在思普大地上牺牲的第一个思普籍共产党员。

　　为了思普人民的解放，共产党员杨正元第一个用鲜血祭献了崇高的事业。杨正元同志虽然为思普革命壮烈牺牲了，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忘我奋斗、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为思普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

５、许志

　　许志（1932～1949），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户农民家庭。1948年参加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1949年5月初，许志被调到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第一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担任妇女班中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思普地委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革命根据地，将第二期军政干校近千名学员和党组织从昆明输送下来的一批大中学生编成了11个民工团和武工队，开赴全区各县，开展建政工作。7月下旬，许志担任思茅民工团副区队长，9月底前，民工团完成了倚象、普文两个乡的建政工作。10月初，许志带领本区队人员进入南屏三家村。她对工作满腔热情，尽职尽责，被群众称为“民工团的大尖刀”。1949年10月9日，思茅、六顺发生反革命叛乱。10月11日清晨，叛匪突然袭击思茅县南屏三家村戛龙民工团住地，匪徒冲进许志的住宅。当敌人搜查、捆绑许志时，她镇定自若，机智地将文件和笔记本藏到了自己身上。匪徒用绳将许志的两个大拇指反臂紧勒，押往三家村。许志为了身上的文件和笔记本不落入敌人手中，在走到被牛踩得坑坑洼洼的泥泞路滑地段时机智地说：“我的手被反捆着不能走了，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算了”。几个匪徒无可奈何，只好把她的手解开，许志借此机会乘匪徒不注意边走边把文件和笔记本撕碎嚼烂。到三家村时，一指厚的笔记本被她嚼了三分之二，剩下几篇白纸，匪徒见后气急败坏地用拳头猛击她的胸部，企图抢夺她手中的笔记本。面对敌人的强暴，许志毫不惧怕，痛骂匪徒。匪徒恼羞成怒，把她紧紧捆在牛厩房的柱子上，一群丧心病狂的匪徒用长凳、枪托，把许志打得遍体鳞伤，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许志宁死不屈，痛骂匪徒“将来你们死得还不如一条狗，比瘦狗掉进厕所都不如”。在押往刑场的路上，刽子手用长刀残忍地割下了她的乳房，许志宁死不屈，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思茅人民站起来，团结起来，消灭土匪，保卫家乡！”。匪徒们吓得胆战心惊，恼羞成怒，又残忍地割掉了许志的舌头，连杀五刀，将她推入思茅田坝心石屏河中，年仅18岁的女共产党员许志壮烈牺牲。

　　许志是“思普区的刘胡兰”，她与敌人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激励着平叛部队奋勇杀敌。思普军民迅速剿灭了叛匪，平息了“思六”叛乱。

６、罗正明

　　罗正明（1907.3～1982.5），字光亮，景谷县碧安乡勐主街人。罗正明出身贫苦，青少年时以帮工赶马为生。1934年参加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任副中队长，在班洪抗击英国侵略军。1937年以后开始经商，在勐主商界迅速崛起，成为勐主以及景澜六地区有声望的人物。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他组建了澜沧县民众自卫大队，驻防东岗、孟连一带。1944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主动请缨抗战，组建了800余人的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前往孟连、西盟、沧源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收复失地。抗战胜利后，部队被迫解散。罗正明回勐主经商，倡办碧光中学，聘请进步教师任教，碧光中学一时成为民主堡垒。解放战争爆发，罗正明积极派人四处寻找共产党来领导革命，准备组织武装打游击。1948年4月，中共思普特支派何宏年到勐主做罗正明的统战工作，希望他团结思普地区各族上层人士投入爱国反蒋斗争，他积极响应，为党组织开辟以勐主为中心的景澜六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6月，中共思普特支碧光中学分支部在勐主成立，7月，在勐主组建景澜六军政委员会，罗正明任主任委员，负责出面组建武装、举办干训班、筹集经费、对外联络、争取团结各族爱国人士参加反蒋斗争。11月，罗正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接受国民党六顺县长的委任，派人接收了政权，积极为武装起义作准备。1949年4月，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进入思普，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劝导，放弃了成立三纵队的打算，接受整编，任二纵队副司令员兼普洱军政干校总队长。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全部私有武装（六〇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0挺、长短枪500多支）和1万多银元捐献给部队。 8月，调任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11月，任景景镇双缅联防指挥部指挥员，指挥平定思茅、六顺、景谷等地的反革命叛乱。1951年参加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学习，涉及普洱“复兴党”假案被审查，长期没有分配工作。1956年分配到云南省参事室任参事。1961年调省政协任行政科长。“文革”中遭到无端迫害，但始终对党忠心耿耿。1979年增选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1981年经省委组织部复查，恢复政治名誉，享受副专员待遇。1982年5月病逝。1985年经中共思茅地委复查，恢复党籍。

　　罗正明是思普区爱国开明人士和革命者，是景澜六革命根据地、普光部队和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者和指挥者，为思普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７、傅晓楼

　　傅晓楼（1907～1974），原名傅天光，字晓楼，澜沧县谦六乡谦糯村人。民国十五年（1926）考入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民国十八年秋毕业回澜沧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被聘为县教育局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初始，傅晓楼带领师范学校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日寇侵占缅甸，澜沧形势危急，县政府组织民众自卫大队，傅晓楼任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他积极组织各乡民众自卫常备中队，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他协助罗正明在佤山一带组织抗日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推举为澜沧县参议会副议长。

　　民国三十五年（1946），受进步人士影响，傅晓楼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对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断加深，由同情、支持革命发展到决心参加革命。民国三十六年（1948）七月，他亲自到景谷勐主找罗正明密商，决定分头寻找共产党领导革命。十月，他先后两次到勐主找到中共地下党员何宏年，共商在景谷、澜沧、六顺开展武装斗争事宜。民国三十七年（1948）初，傅晓楼利用国民党聘请自己担任澜沧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合法身份，挑选可靠人员到5个常备中队任正副中队长，暗中控制队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同年夏天，他与中共党员李晓村等在澜沧谦糯组织“新民主主义促进会”及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清除恶霸等活动。7月，在中共勐主党组织领导下，云南人民解放同盟景（谷）澜（沧）六（顺）军政委员会在勐主成立，傅晓楼任副主任。不久成立澜沧分会后，兼任澜沧分会主任。10月，中共回国党组成员到达谦糯，傅晓楼热情接待，挽留他们在澜沧开展工作。1949年1月中旬，在中共回国党组和勐主党支部的领导下，傅晓楼在澜沧发动武装斗争，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一举解放了澜沧全境。澜沧解放后，傅晓楼担任自卫军迤南边区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澜沧军政管理委员会主任，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后，他历任云南人民自卫军二纵队十一支队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澜（沧）宁（江）整训总队总队长兼澜沧县县长。从11月至次年2月，傅晓楼率部队先后平息石炳忠、肖二娣反革命叛乱和反击已逃至缅甸的反动武装石炳麟部的两次回窜，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普洱专员公署成立后，傅晓楼任专署民政科副科长。

　　傅晓楼是思普区积极寻找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边地骁将，为思普区特别是澜沧、宁江等地区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８、李保

　　李保（1886～1951），西盟傈僳乡(今西盟县力所乡）人，西盟拉祜族爱国头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李保任澜沧县第七区（西盟）傈僳乡乡长。民国二十五年春，中英双方在西盟勐梭举行滇缅南段未定界第二次会勘期间，李保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宣传和组织10000多群众齐聚勐梭，向英方示威，抗议其侵略阴谋。

　　1950年，李保应邀参加普洱专区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9月30日到达北京，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0月1日参加了国庆大典。同年12月下旬，代表团回到宁洱，出席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在会上，李保和拉勐提出：为了大家永远团结不变心，要举行剽牛、喝咒水，在剽牛场上立一块大石碑，在石碑上写好誓言，刻上各民族代表的名字，以示不忘。以后谁要闹不团结，就要他赔出石碑重的银子。这一提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赞同。1951年元旦，在宁洱红场举行剽牛仪式，立下了标志各民族团结的《民族团结誓词》碑。

　　1951年5月，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勾结西盟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土司头人发动反革命叛乱，5月13日，西盟区政府失陷，李保落入敌人手中，被绑架到境外国民党军残部驻地。敌人威胁他供出我方情况，逼他投降。被捆绑着的李保大骂敌人：“我骄傲能活到新中国民族平等的毛主席时代，我见到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只有他们热爱我们各民族，关心我们各民族，也只有毛主席、共产党会帮助我们各民族过好日子。我还看到我们国家的工厂，我们已经能造飞机、大炮和各种武器。我也看到了祖国强大的陆、海、空军队，根本不怕帝国主义，你们算什么？你们瞧着吧。”凶残的敌人眼见威逼不成，就到营盘山挖了一个大坑，把李保推到里面，准备活埋。当土埋到膝盖的时候，敌人说：“土埋到胸口的时候就没有救了，现在说还来得及”，李保吐了一口痰，直接飞到敌人脸上。等土埋到腰杆，敌人又说道：“只要你说一句今后不跟共产党了，还来得及”，李保声音洪亮地说：“我见过毛主席，看见他，我眼睛就亮了，千里万里我看得见，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前面就是一道断头坎。”土就要埋到李保胸口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李保在坑里顽强地坚持着。土埋到脖子，他依然不改口，就这样，李保不吃不喝，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了七天七夜，临死前他的两眼还在怒视着。1951年6月5日，65岁的李保英勇牺牲。

　　李保是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他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为巩固边防、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９、李光华

　　李光华（1931～1993），男，拉祜族，原名李福保，出生于西盟世袭土司家庭。曾当任34年澜沧县长，四届、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从土司到县长的传奇县长。

　　1947年因其兄病故，16岁的李光华在西盟佛殿山的佛房承袭土司之位。李光华在西盟山读小学时，正值景谷县爱国人士罗正明等人在佤山建立抗日游击队，年幼的李光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继位土司之后，李光华与失去党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李晓村交往密切。1949年2月，在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解放澜沧时，他积极组织西盟各族群众配合，围堵逃往西盟的国民党残军。人民政权建立后，任西盟村村长。1949年底至1950年初，逃往境外的反动武装与境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向澜沧县人民政权反扑，他组织各族群众在中课一带堵截和打击敌人。为此，他被党和人民政府先后送到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学习归来，于1953年4月，李光华被选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后改为自治县县长）、县第一届政协主席。1953年7月，他受中共澜沧边工委委托，带着盐、布、酒等进入敌特活动频繁的中课山区，做佤族头人岩顶、岩枪等人的工作，最终促成中课头人到北京观礼。此一时期，境内外敌人经常骚扰破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较深，李光华任县长后，深入情况复杂的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喝鸡血酒、喝咒水、镖牛等民族传统仪式盟誓交友，从而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此，李光华被选派参加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7年10月，李光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后，担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长的李光华，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先后深入富邦、竹塘、雪林等地，及时妥善地解决数起民族纠纷，为边疆的发展和安定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澜沧民族众多，县域面积大，地处边远，为了改变交通落后的面貌，李光华几经奔走，全国第一条以“民办公助、民工建勤、地方自筹”的方法，修建思澜公路的方案得到上级批准。经数年奋斗，终使思澜公路正式通车，封闭千年的澜沧交通得到了改善。1987年，思澜公路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交通会上作为典型进行交流，并在全国迅速得到推广。李光华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先后担任思茅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主任、省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和全国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思茅地区政协工委主任。

　　李光华于1993年5月 15日逝世于澜沧，享年62岁。这是一位真正土生土长的民族干部，从土司到人民政府县长，一干就是34年。他把自己的足迹踏遍拉祜山乡，同各族群众打成一片，为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１０、张培英

　　张培英（1922～1991），女，云南省宁洱县磨黑镇人。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一等残废军人、离休干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青少年工作者，全国和全军优秀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全国自强模范、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3次荣立三等功，17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

　　1931年张培英就读磨黑小学，1937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普洱中学女子初中班。1943年进入云南大学预科学习，次年考入云大医学院。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在昆明发生时，她不顾个人安危，身背药箱救护伤员，潜入特务看守的屋里，为闻一多先生遗体注射福尔马林防腐蚀。1948年，张培英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任支部书记。1950年，张培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云南军区后勤部卫生学校、第四军医学校、第三军医学校和第七军大学任教，为部队培养一批批医疗卫生人员。1958年，张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1960年6月7日，医科院一间实验室发生煤气爆炸，正在现场巡查的张培英奋不顾身，在烈火浓烟中抢救仪器设备时，全身烧伤面积达50%，其中44%为三度烧伤。张培英以坚强的毅力承受剧痛，住院治疗达7年之久，10个手指截除9个，心脏病、胆结石、糖尿病、气管炎、关节炎等并发，诱发病多达10余种，被定为“一等残废军人”。但她不愿躺着安享荣誉，1968年出院后，她主动承担青少年校外辅导任务，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万寿路共11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出钱为中小学生建立青少年辅导站，用850元买了10套《少年文库》分赠万寿路附近中小学和少年之家。她还长期接济一位烈士的孩子，先后为思茅地区“少年之家”等捐款3600元。

　　为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事们专心科研工作，张培英办起各种文化补习班、辅导站、高考复习班。在她的辅导和鼓励下，自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以来，院内700名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有500多名，考入中专的有100多名，没有一人待业。

　　1991年6月29日，张培英应邀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重病突发，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上午逝世，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她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其题词：“向张培英同志学习，把一切献给党”。聂荣臻元帅题词：“向优秀共产党员张培英同志学习”。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向张培英同志学习的活动。

11、杨丽坤

　　杨丽坤（1941～2000），女，彝族，云南省宁洱县磨黑镇人。生前主演的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以清纯美好的演艺形象，征服了国内外观众的心，曾获多项国际大奖，成为中国影坛最佳电影明星之一。

　　1941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在磨黑镇一户经营盐灶的彝族家庭。家中一共有11个姐妹，她排行第九，故家人和邻居都称她为“小九”。1952年9月，10岁的杨丽坤随大姐来到昆明，与二姐一起生活，在昆明市靖国新村小学上学，考入省歌舞团。凭着扎实的舞蹈功底，杨丽坤先后参加了《弦子舞》《春江花月夜》《十大姐》《白鹇鸟》等十多部集体舞的舞台表演，逐渐表现出超群的表演才能。

　　1959年4月是杨丽坤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青春年华的理程碑。被到云南挑选《五朵金花》演员的导演王家乙发现，被选入电影《五朵金花》的主演阵容。《五朵金花》的公映，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温润了亿万观众的心田。1960年，《五朵金花》荣获埃及开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鹰奖”，杨丽坤荣获“最佳女演员奖”，并由埃及总统纳赛尔亲自点名，要求前往领奖。由此，1963年，杨丽坤再次出演由云南撒尼人流传很广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摄制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阿诗玛》，并再次获得成功。杨丽坤把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纯真、率直和善良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影坛上最璀璨、最耀眼的明珠之一。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丽坤得到平反，1979年，杨丽坤参加了全国文代会。1982年，《阿诗玛》荣获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最佳舞蹈片奖”。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在上海家中去世。

　　作为普洱籍的著名演员，杨丽坤将无尽的遗憾和回忆留给了喜爱她，关切她的亿万观从的同时，也给她的故乡人民留下了久久的思念和骄傲。2006年，杨丽坤被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授予“云南文学艺术卓越贡献奖”。2009年，杨丽坤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共和国60年最美12人”之一。生前主演的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双双被评为中国百年百部经典电影，曾获多项国际大奖，成为中国影坛的最佳电影明星之一。

１２、召存信

　　1928年11月，召存信出生在普洱江城县整董镇的一个土司家庭里。因父亲较为开明，幼小的召存信深受影响，15岁受“傣王”（召片领）刀栋梁指派到勐捧组建抗日自卫中队，并担任中队长。抗日胜利后，召存信受中共地下党影响，不惜变卖家产，招兵买马，建立了车里民族自卫预备大队，与压迫百姓的国民党势力展开斗争。1950年9月30日，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召存信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

　　年幼时，召存信被开明的父亲送到省立江城小学就读，12岁时不仅熟知傣文，还能阅读汉文书报。严格的教育，召存信养成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良好品格。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太平洋战争暴发后，远在西南边陲的普洱（含现今的西双版纳），日军飞机长驱直入、狂轰滥炸，在日军的指使下，傀儡军——暹罗军打到了打洛江对岸。

　　一场保家卫国的斗争就此展开。1943年，年仅15岁的召存信，到勐捧组建抗日自卫中队，并担任中队长。1949年5月，召存信赴普洱找共产党组织，将部队整编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组建车里县民族自卫大队并任大队长，与国民党“在乡军人”展开斗争。1950年2月，他带领民族自卫大队积极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38师成功渡过澜沧江，解放西双版纳。1950年9月初，一个喜讯传来：中央组织各民族上层人士参加国庆一周年盛典，召存信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受邀之列前往北京观礼。9月30日，是召存信终生难忘的日子，在怀仁堂，毛主席握着召存信的手亲切地说：“你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我知道了。你还很年轻嘛，希望你跟着共产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边疆！”激动万分的召存信，声音发着颤地说：“我一定遵照您老人家的话去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951年元旦，从北京观礼回到普洱的召存信，同各民族的上层人士，在普洱举行民族团结剽牛盟誓大会，并第一个在誓词簿上签名，立誓团结各族群众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自那以后，召存信历任西双版纳州车里县副县长、县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普洱地区第一副专员，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州政协主席，州委常委、州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七届代表，全国政协八届、九届委员会常委等职。

　　在召存信的人生历程中，他始终忠诚于党，为边疆地区的解放事业、民族团结进步和改革发展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虽生于土司家庭，却亲眼目睹过旧中国西南边疆的封闭与落后，在他心中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治理好封闭落后的祖国边疆。他以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誓言，把一生献给了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事业。